雀頎秀

早在臺積電誕生的數(shù)年前，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卡弗·米德就悄然播下了中國臺灣半導體崛起的種子。

臺積電創(chuàng)始人張忠謀在計算機歷史博物館的口述歷史訪談中曾承認，純晶圓代工的商業(yè)模式部分受到了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卡弗·米德的啟發(fā)。

在德州儀器工作期間，張志軍閱讀了米德和施樂公司帕克研究中心研究員林恩·康威于1978年合著的《超大規(guī)模集成電路系統(tǒng)簡介》一書。

這篇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通常被稱為IC設計的“圣經”——引入了一種突破性的設計方法，將IC設計與制造分開，催化了半導體行業(yè)的范式轉變，即所謂的“米德-康威革命”。

在DARPA的資助下，米德繼續(xù)開發(fā)電子設計自動化（EDA）的早期基礎，為Synopsys和Cadence等公司鋪平了道路，并引發(fā)了美國IC設計創(chuàng)新的熱潮。

張忠謀可能沒有想到，早在他出任中國臺灣工研院院長的五年前，這位有著羊胡子的傳奇學者就已經通過工研院將全球最前沿的半導體設計革命帶到了中國臺灣。

米德曾預測，隨著超大規(guī)模集成電路的興起，半導體行業(yè)將發(fā)生根本性的轉變：“設備設計將變成系統(tǒng)設計，制造將演變?yōu)椤し铡?。?/p>

在新書《從邊緣到核心：中國臺灣半導體產業(yè)如何成為世界心臟》中，前工研院院長、清華大學名譽教授施金泰和前行政院經建會主委、臺大經濟學教授陳天賜講述了米德如何在中國臺灣“找到弟子”——他的愿景最終在這里扎根。

時任工研院集成電路中心主任的施金泰回憶說，工研院院長方賢齊的一位朋友的女兒，恰好是米德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生，曾提到她的教授想訪問中國臺灣。

然而，由于米德參與了美國國防部的項目，他的身份很敏感，他要求對他的行程保密。

施振泰早在米德的論文正式發(fā)表之前就已審閱過該論文，這要歸功于當時才華橫溢的年輕學者孔祥重（后來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哈佛大學蓋茨教授）提供的早期預印本。施振泰當時非常震驚：芯片真的可以用計算機來設計嗎？

米德到訪期間，施崇棠幾乎成了他的“東道主”，甚至帶他周末去了太魯閣。他們的出租車司機是一位暑假回家的大學生，恰巧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這讓米德對中國臺灣的人才素質印象深刻。

施崇棠受到啟發(fā)，經常訪問美國大學，觀察米德所帶頭的超大規(guī)模集成電路設計課程。

他突然想到一個新想法：沒有深厚的半導體知識或資金的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年輕人現(xiàn)在可以設計芯片，甚至創(chuàng)辦公司。

“這非常適合中國臺灣，”施崇棠回憶道，并指出這種新的設計驅動模式非常適合中國臺灣以中小企業(yè)為主導的產業(yè)結構。

臺積電首筆盈利來自島內市場

施崇棠領導的VLSI項目——后來為臺積電奠定了基礎——深受米德愿景的影響。

1982年，工研院電子研究服務組織（ERSO）成立聯(lián)合設計中心，購置計算機輔助設計軟件，為宏碁、神通等民營企業(yè)培養(yǎng)IC設計人才。張忠謀后來指出，雖然米德暗示了專門代工的可能性，但“當時還沒有純粹的代工市場”。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這個市場當時還不存在，臺積電是如何在第二年就實現(xiàn)盈利的？畢竟，臺積電的成立距離米德的書出版不過幾年時間。

據(jù)《從邊緣到核心》報道，超大規(guī)模集成電路計劃與中國臺灣蓬勃發(fā)展的個人電腦產業(yè)相結合，催生了一批本土集成電路設計初創(chuàng)企業(yè)，例如1987年成立的硅谷集成系統(tǒng)公司(SiS)，為臺積電提供了新興的國內客戶群。

張忠謀在自傳中證實，臺積電最初兩年的營收全部來自島內客戶。到1988年，中國臺灣已擁有超過50家IC設計公司，成為繼美國之后全球地區(qū)第二大IC設計產業(yè)集群。這些客戶主要為中國臺灣的個人電腦行業(yè)供應CPU芯片組等熱門芯片。

施崇棠和陳崇禎的研究表明，1989年至2001年間，中國臺灣IC設計產出的出口量不到一半，凸顯出本土需求如何為臺積電帶來了“第一桶金”。

書中的見解解答了我長期以來的一個疑問。

日本的過度自信如何導致其錯失PC時代

本書澄清的第二個謎團與前述中國臺灣個人電腦產業(yè)的繁榮有關。

正如宏碁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戴中和曾在我的播客中所說，“中國臺灣成功的一個關鍵原因是我們抓住了個人電腦浪潮，而日本沒有?！?/p>

我經常思考這句話。令人費解的是，為什么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主導消費電子行業(yè)的日本，在個人電腦領域卻幾乎沒有發(fā)揮重要作用？

施崇棠和陳崇禧在書中提出了獨到的分析：日本的“過度自信”。

在消費電子產品的黃金時代，日本在CRT電視、錄像機和游戲機方面占據(jù)全球領先地位，日本政府錯誤地認為它可以在個人電腦市場復制這種成功。

他們押注了NEC的PC-98平臺，該平臺在20世紀80年代占據(jù)了日本市場的主導地位，但最終輸給了IBM兼容PC（主要在中國臺灣制造）和蘋果Mac。

“日本在個人電腦行業(yè)失敗了，因為它選擇了一種與更廣泛的全球體系隔絕的技術架構。這一決定阻礙了日本計算機向境外擴張，”施崇棠和陳文寫道。

這次失敗產生了連鎖反應。由于缺乏全球競爭力，日本的個人電腦制造商無法支撐其國內的DRAM產業(yè)，使其在日后容易受到韓國競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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