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樓下火光熊熊,萬軍兵到,各路諸侯趕來勤王,城樓上,褒姒前仰后合地笑,她身后的幽王,西周王朝有名的昏君,捻著胡子,喜滋滋地看著美人,不知禍之將至?!胺榛饝蛑T侯”,自從司馬遷記下這件事后,流傳至今,仍是一個關(guān)于昏君喪國、禍水紅顏的故事。
禍水紅顏故事的定型,反映了一種對女性的不友好態(tài)度。女性、美色被認為敗壞了男性固有的優(yōu)良品質(zhì),如節(jié)制、勇敢、家國責任感,等等。這類情節(jié),用一個今天已從學術(shù)界擴散至大眾話語的說法,可稱是“厭女”的表現(xiàn)?!度龂萘x》和《水滸傳》,這兩部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影響至深的小說,都有赤裸裸的厭女情節(jié)。《水滸傳》里石秀楊雄殺潘巧云的故事太有名,就不提了,《三國演義》里的連環(huán)計,王允借貂蟬之力離間董卓和呂布的關(guān)系,導致呂布刺殺殘暴的董卓,貂蟬在這段故事里看起來是大英雄。然而毛宗崗卻在批本內(nèi)批了這樣一句話:
“雙股劍、青龍刀、丈八蛇矛,俱不及女將軍兵器。今日之好色者,仔細仔細!”
在毛宗崗的心目中,比起防范邪惡的軍閥,更主要的事情居然是防范“禍水紅顏”,因為女人會破壞男人之間的紐帶關(guān)系。董卓和呂布本來是互相依靠的義父子,卻因一個貂蟬而反目成仇。這一“帶節(jié)奏”,直接導致《三國演義》留給女性的一丁點高光也瞬間滅掉,書中出現(xiàn)的其他女性,如呂布之妻、徐庶之母、張繡之嬸,等等,不論如何表現(xiàn),都是因男人的成就而獲得肯定,因男人的恥辱而遭貶低。
那么“文弱書生”——那種相貌女性化的男人,在前現(xiàn)代的文藝作品和故事中出現(xiàn),又是怎么回事?他們的存在,意味著傳統(tǒng)的父權(quán)社會對女性的一種“讓步”嗎?宋耕在他的《文弱書生:前現(xiàn)代中國的男性氣概》里,就《西廂記》的分析結(jié)論是: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厭女仍是主流。
讀《文弱書生》,就會想到學生時代度暑假時的我奶奶。那時,沙發(fā)上堆滿了剛借來的《三國演義》《水滸傳》,還有《烽火戲諸侯》等各色連環(huán)畫,我就趴在那里,看里面的將軍、皇帝、首領(lǐng)、軍師、俠士圍繞著“英雄好漢”敘述的故事,而我奶奶就坐在沙發(fā)的另一端,津津有味地看電視里的戲曲。她特別愛看那些“小生”,他們施著紅妝,描深眼線,他們愛哭,愛甩袖子,他們性格脆弱,拿一封信都是哆哆嗦嗦的。
我奶奶總愛看有這類角色出場的戲——如果我沒記錯,通常都是《西廂記》這種有著一根愛情線索的戲,才子配佳人,往往很風趣,文弱書生集俊秀和文弱于一身,對女性很客氣,很尊重,同時因為是才子而獲得女性的愛慕。似乎在那樣的故事里,男人和女人是可以平等對話的,在打情罵俏的時候,畫風是美好的。
據(jù)《文弱書生》所說,“才子佳人”故事起于元雜劇,在明清之后有了變化,男主角朝著文武雙全的方向演變。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21世紀以來受到不少推崇,講的雖然也是一男一女的愛情戲,但是故事格局要比《西廂記》大得多?!段鲙洝穭t是元雜劇里的代表,張生作為“文弱書生”的形象,其邊緣被切割得齊整光滑,使《西廂記》之才子佳人故事的“模式”感十足。
在《文弱書生》的解讀中,自屈原始,中國文人中就存在著一種集體無意識,即“士人”的“自我去勢化”;鑒于君臣格局的倫理固化,臣在君面前,再陽剛也是陰柔的,君臣的關(guān)系和父權(quán)制社會里夫妻的關(guān)系同構(gòu)?!拔娜鯐钡某霈F(xiàn),是男性氣概的“去勢化”的一個集中體現(xiàn)。
正如模式化的童話“小紅帽”“灰姑娘”會有早期版本(情節(jié)更為暗黑),男女功能模式化的元雜劇《西廂記》也有更早的淵源。在這些淵源里,唐傳奇《鶯鶯傳》是最重要者,《鶯鶯傳》的主題,是一個神秘女子鶯鶯誘惑張生,經(jīng)過一番戲劇化的較量,張生識破了真相,拋棄了她。這本是一個具有“教育意義”的故事。
之后就開始演變?!段鲙洝分械牟抛訌埳安拧保c他的身體、容貌的秀麗相匹配,這樣一種組合顯得極為自然,一個“雌柔化”的男主角,很能體現(xiàn)士人“自我去勢”這一洞見。但是,《文弱書生》在討論“才子”和儒家君子理想的關(guān)系時,又指出張生的舉止是“公然拂逆儒家的禮教”的,因為張生初遇崔鶯鶯時,就被她的容貌所迷而展開了意淫;進而,二人的關(guān)系發(fā)展為赤裸裸的床笫之歡。《西廂記》里的名詩名句帶有明顯的性意味,這與儒家推崇的嚴厲、節(jié)制的君子之風大相徑庭。然而,宋耕最后還是把才子的越軌性統(tǒng)合到君子敘事之中:
“言情劇中那些看似反傳統(tǒng)的‘才子’形象,從未越過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能容忍的雷池半步。最終‘才子’不可避免地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收編并納入‘君子’養(yǎng)成的正軌之中?!?/p>
這樣的判斷大約緣于幾方面的證據(jù):首先,張生雖然體弱但出身好,是一個“寒門士子”,擁有“侍奉主上、報效國家、造福蒼生的政治抱負”;其次,張生也時時把君子話語掛在嘴上,從儒家的理想男性人格出發(fā)來評定鶯鶯的種種表現(xiàn);還有,張生最后是考取功名,“帶著官銜、名望和財富回來迎娶鶯鶯”。這個大團圓的結(jié)局,把之前的各種越軌都給一筆勾銷了。
元雜劇的作者大多來自宋代,在故事創(chuàng)作中可以合理地推斷出宋代的氣息。在宋代,“文”的力量被大大地強化,所謂“中國轉(zhuǎn)向內(nèi)在”。宋代確立了科舉考試制度,“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式的理想被樹立起來,“文弱”和儒生的理想化人格之間是兼容的。另一重歷史背景同樣合理:到南宋,理學興盛的環(huán)境下,有知識的人們背負著喪失中原的創(chuàng)傷記憶,在精神上尋求向內(nèi)的出路,故而趨向性格的“雌柔化”。進入元代,蒙古人統(tǒng)治了華夏全境,南人所處的位置就體現(xiàn)了他們的政治無能,居于“陰”位。宋耕認為:
“經(jīng)歷的羞辱、驚駭、幻滅與震怒,不可避免地使得元朝男性氣質(zhì)建構(gòu)和男性主體性的話語迥異于前朝各代。中國歷史上,這一時段異乎尋常,但也因此特具啟發(fā)意義,正是這一時段里,‘才子’形象才得以催生固化。”
宋耕分析了《西廂記》里的一場重頭戲:叛將孫飛虎發(fā)兵圍攻崔家,張生用一紙書信請來援兵解圍。這場戲顯示了“文高于武”的含義,文人可以指示武將做什么事情。后面對《西廂記》中張鄭之爭的解析是最有意思的:在《西廂記》的高潮階段,張生和一個傲慢的紈绔子弟鄭恒同時追求鶯鶯,崔夫人準備把女兒許給鄭,為的是締結(jié)崔鄭兩家的豪門貴族紐帶。而這時,張生考試得中,扭轉(zhuǎn)了競爭的格局,加上好友杜將軍的幫助,張生笑到了最后,鄭恒“觸樹而亡”。
宋耕發(fā)問:張生到底是“為鶯鶯而戰(zhàn),還是戰(zhàn)勝鶯鶯?”既然是兩個男人想爭奪一個女子,若是按照西方悠久的浪漫騎士傳統(tǒng),他們該各自向這位女子邀寵獻忠,或彼此決斗,然而在《西廂記》里,鶯鶯是一個幾乎沉默的女主角,她無力就選誰不選誰發(fā)聲。她的命運操在母親手里,戲份則被那位紅娘搶去。紅娘代表“好人”的一方斥責“反派”鄭恒,話語方式則是我們最為習見的“捧一踩一”:
“君瑞是君子清賢,鄭恒是小人濁民……你值一分,他是百十分,螢火焉能比月輪?”
我奶奶那時最愛看紅娘,被她那喋喋利口逗得合不攏嘴。紅娘是個受到不少研究的人物,但《文弱書生》強調(diào)的是性別格局,指出崔鶯鶯是一個“被戰(zhàn)勝”的角色,她沒有從兩個男人的爭斗中得到任何優(yōu)越感,而只是被動地等待著塵埃落定,自己的歸屬落定。這是一個作為男性欲望對象的女性,前現(xiàn)代父權(quán)制社會里別無選擇的女性。而要是讓一個嚴苛的毛宗崗來點評,他或許還要不屑,還要忿然:兩個男人為爭一個女子而一勝一死,“今日之好色者,仔細仔細!”
一代漢學奇才高羅佩,寫有《中國古代房內(nèi)考》,其中說到,“白臉窄肩、文弱多愁的少年書生模樣”,是中國才子佳人小說戲劇里大多數(shù)男主角的形象,他們的性格特點是流連于書籍,熱衷侍花弄草,同時體弱多病,稍遇一些不如意就躺下了。宋耕引用了此語,不過沒有續(xù)說高羅佩對此現(xiàn)象所持的態(tài)度。高認為,中國的性風俗本來很自由開放,是在唐代以后開始狹隘起來的,他把北宋看作收緊的開端,北宋一些學者重新檢視儒家典籍,對兩性禁忌大加闡釋,推行類似后來西方加爾文主義那樣嚴苛的道德風紀。對于元以來的“文弱書生”,高羅佩決然否定,認為是走畸的審美。
宋耕從性別角度,對《西廂記》的分析定位也是否定的。在本質(zhì)上,它和《三國演義》《水滸傳》里的厭女傾向并無區(qū)別,一身雌柔氣質(zhì)的“才子”,仍然要靠十年寒窗、金榜題名加持,成為君臣格局、父權(quán)體制里的一名在上者,才可以享有金玉良緣故事,并被傳誦開去。
《文弱書生》一書喚起了我對奶奶和對我看過的那些連環(huán)畫的回憶。作為男人,我不太琢磨我所接受的英雄敘事里含有的父權(quán)制因素。故事就是那些人講、那些人寫的,文學文本的產(chǎn)出者基本上都是男人,呂布、馬超、李逵、武松這些大男主的兵刃下血光飛濺,往往殺向女性甚至孩子。一位女性讀者也許看到這種情節(jié)就會丟棄整本書,反過來,我對那些缺乏陽剛之氣的、雌柔的男主則一向無感。
帶著這種根本性的趣味分歧,所有人把《西廂記》《三國演義》《水滸傳》所描繪的前現(xiàn)代世界拋在了身后。我們只能向前,面前展開的是一個性別關(guān)系急劇重建的年代,一個性別被視為一種身份、可以由自己決定的年代。人們多少可以慶賀一下這一決定權(quán)的到手,并把眾多不合意的現(xiàn)象,追溯到前300年里文藝作品中的厭女傾向。《文弱書生》所探討的男子氣概,其表現(xiàn)無論是雄偉還是雌柔,都發(fā)生在一個對待女性很不友好的“前現(xiàn)代中國”。
生于1877年的德國作家黑塞,對東方文化是很憧憬的。文首所說的“烽火戲諸侯”故事,黑塞“重寫”過,寫于1929年。他上來就說,紅顏禍水的故事,在古代中國很少見,周幽王是其中之一。然后他說,幽王是個有為之君,他接受臣下的建議興建烽火臺,他獎勵工匠,激勉將士,他在烽火臺建成規(guī)模后制訂了演習計劃,親自擂鼓,全國動員,連續(xù)三天,都城的人們?nèi)缤^節(jié)一樣。而褒姒,他的妻子,像個小女孩一樣地歡呼雀躍。當盛宴散去,褒姒提出還想再來一次時,周幽王為難了,他知道演習事關(guān)重大,不能兒戲,可是在妻子和家國利益之間,他還是選擇了犧牲后者。
故事的結(jié)尾照舊,幽王擂鼓點火而沒有諸侯前來,他和褒姒都被殺了。但這是一篇對女性友好的故事。沒有昏庸的國王、任性的寵妃,整個悲劇里沒有人能夠受到責備。要是古代的中國故事能多一些富有人情味的講法,我們繼承到的性別關(guān)系遺產(chǎn)大概也會有些變數(shù)。
《文弱書生:前現(xiàn)代中國的男性氣概》
宋耕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人2025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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