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憶統(tǒng)戰(zhàn)】一張泛黃照片里的星火：我眼中的“七君子”精神
歲月無聲、唯物能言。偶然在整理文史資料時，找出這張攝于1937年8月3日的照片，我的心被一種沉甸甸的力量攥緊。這是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鄒韜奮、沙千里、王造時和史良“七君子”被釋放出獄后，與愛國人士馬相伯、杜重遠等拍下的一張珍貴合影。
于我而言，這張照片不僅僅是歷史的定格，更是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感召下，一群愛國民主先輩用畢生心力書寫的“愛國教科書”。照片中這七位被關押八個多月的愛國志士，臉上刻畫著八個多月牢獄生涯的憔悴，眼里卻充盈起一簇簇堅韌的光亮，穿透日寇鐵蹄的陰霾。他們并肩而立，面對內(nèi)外壓迫不卑不亢、頑強斗爭，把個人命運與民族存亡疊成了永恒的剪影。
在這張照片里，觸摸到“風雨飄搖”的沉郁。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在華北的侵略，民族危機日益深重，而當局卻還執(zhí)迷不悟于“攘外必先安內(nèi)”。當“一二・九”運動的驚雷炸響時，上海的救亡浪潮早已洶涌。當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1936年5月在上海宣告成立，當《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的墨跡未干，這些愛國志士明知呼喚“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會觸怒豺狼，卻依然選擇把個人命運系在了民族存亡的鋼絲繩上。
1936年11月22日，初冬深夜。巡捕房的警車呼嘯碾過街巷，悍然拘捕救國會常務理事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鄒韜奮、沙千里、王造時和史良等七人。消息傳開，海內(nèi)外各界震驚憤慨。而當局竟污蔑他們“妄倡救國陣線”、“推翻國民政府”。這種顛倒黑白的卑劣，讓如今的我忍不住攥緊拳頭——愛國何罪？救亡何錯？在民族危亡面前，難道在這樣的年代，沉默才是“良民”的本分？
在這張照片里，讀懂了“血性”二字的慷慨悲壯。鐵鎖欄桿縛得住身軀，卻堵不住熱血激流與吶喊回蕩。沈鈞儒在法庭上拍案怒斥“混淆黑白”，鄒韜奮在囚室里奮筆疾書明志，史良以巾幗之身冷面回擊詰問……七君子堅持救國無罪，軟來軟頂、硬來硬扛，用血肉之軀澆筑“救國”“御侮”的民族脊梁。
洋洋灑灑兩萬字的《答辯狀》，被羈押在冰冷捕房中的七君子慨然直言：“救國會成立于山河破碎、形勢岌岌之時，被告等從事救國工作，無非欲求全國上下團結(jié)一致，共御外侮！”“起訴書所列證據(jù)十款，將被告等愛國之行動，誣為害國，實屬混淆黑白，摧殘法律之尊嚴，妄斷歷史之功罪！”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擔當，讓反動派的陰謀在民心面前不堪一擊。
在這張照片里，感受出“團結(jié)”二字的千鈞之重。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yè)的人們，只因一句“我們是中國人”凝聚成鋼。馮雪峰、潘漢年穿梭聯(lián)絡的身影，生活書店里日夜不息的電波，中共中央一次次的組織營救，宋慶齡領銜十六位志士發(fā)起“救國入獄”運動，甘愿與“七君子”同服“愛國罪”，各界進步人士紛紛表態(tài)請求當局收押入獄，舉國震動！
在民族大義面前，總有無數(shù)雙手在黑暗中相握。他們用八個月的煎熬，只為換來世人面前的一個真相——內(nèi)戰(zhàn)只能讓侵略者漁利，只有團結(jié)才是中華民族的生路！最終，當局狼狽萬狀，被迫承認“救國會以救國為目的，當然無罪”。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七君子”終獲開釋。
在民族危亡時刻，中國共產(chǎn)黨提出的全國一致抗日救亡主張，如霧海明燈劃破漫漫長夜，讓迷茫的國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這，從來不是空洞的口號，是一大批各界愛國進步人士危難時刻敢站出來、擰成一股繩的勇氣，是面對內(nèi)外強權(quán)不再低頭、勁往一處使的骨氣，是當代的我們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永不磨滅的銳氣?，F(xiàn)在的我們不必再面對牢獄之災，但“七君子”眼里的光，依然該照進每個年輕人的心里。
再回頭，看那張泛黃的合影，他們用八個月的囚禁，換來了更多人對“團結(jié)”二字的覺醒——原來，在民族危亡面前，所有的分歧都該讓位于那句“我們是中國人”。
時光會讓照片褪色，卻褪不去他們對家國的赤誠。這赤誠，是浦江之水不息的濤聲，是蘇河兩岸的紅旗獵獵，是每位愛國民主人士血脈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坦然豪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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